【中亚研究】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评析
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靳晓哲，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管理学院硕士生。
文章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3年9月提出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已经成为了涉及我国内政、外交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进程中，中亚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聚焦中亚，对于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中亚五国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对其国内政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析。
吉尔吉斯斯坦深处于欧亚大陆内部，苏联解体后确立了多元外交的政策，试图在大国博弈中分化风险，维护国家利益。由此，吉成为多个大国所争取的地缘政治区域。9·11之后，美国进驻阿富汗，美俄在中亚的博弈随之激烈化，吉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风险也逐渐增加。2005年“郁金香革命”和2010年“二次革命”都有美俄博弈的身影，也是未处理好美俄平衡关系的表现。正如2010年梅德韦杰夫所言，“吉已经处于分裂的风险之中……最坏的结果是不稳定的吉尔吉斯斯坦将成为第二个阿富汗”。
2010年后，吉国内总体较为稳定，但仍存在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第一，2010-2016年经济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过于依赖以库姆托尔金矿（Кумтор）为主的采矿业、加工业。第二，国内反对派较为活跃，政局存在分化的风险。2014年10月，共和国党（партия "Республика"）与故乡党（партия "Ата Журт"）合并成为“共和国-故乡党”。合并之前，二者都是议会内的反对党。第三，阿坦巴耶夫亲俄外交政策使美国对吉的不满日益增加。这种态度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关闭“玛纳斯过境运转中心”以及“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等事件上。基于此，本文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变化的评析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阿坦巴耶夫的执政状况、国内反对派状况、民生状况、大国影响。
二、阿坦巴耶夫政权与反对派状况
（一）阿坦巴耶夫执政状况
2011年11月，阿坦巴耶夫当选总统，实现了吉独立以来政权的首次和平过渡。2013年他作出承诺，将在2015年和2017年分别如期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这意味着，阿坦巴耶夫打破了总统为巩固自身的权力而提前进行选举的历史。然而，执政效果并不取决于领导人作出的承诺，而取决于他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是否取得了令民众满意的成绩。阿坦巴耶夫执政至今，吉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增长，但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政治上，腐败仍然严重，政治体制不健全等导致议会民主制难以落到实处，议会内政党权力斗争等依然是制约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阿坦巴耶夫执政后，吉经济的发展并不稳定。尽管2011年经济逐步恢复（GDP增长了5.7%），但2012年因库姆托尔金矿产量下降等原因，经济出现了负增长；2013年，库姆托尔金矿的产量同比增长90%，吉经济也实现了10.5%的增长；2014年受乌克兰局势、西方制裁俄罗斯等因素影响，经济又出现了下滑，仅增长3.6%；2015年，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5%，但库姆托尔金矿产值严重下降，若不计库姆托尔金矿的产值，则同比增长4.5%； 2016年1~9月，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仅增长2%。从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吉国内经济发展波动较大，经济发展状况不稳定。另据统计，吉GDP约30%来自于国外劳务收入（吉海外劳务输出人员数量巨大，汇款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主要来自俄罗斯。这就造成了吉在经济上对俄的过度依赖，一旦俄罗斯的经济出现波动，吉经济将很难平稳。不仅如此，在阿坦巴耶夫的支持下，吉于2015年5月1日正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这意味着吉对外关税水平（指对欧亚经济同盟之外的国家）将有较大幅度提升，可能会对吉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造成冲击，如中吉贸易等，也会对国内民众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尽管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官员称，“吉将拥有特殊的进出口关税规定，使其能从中国进口必要的商品，以满足国内的消费。”但是，国内仍然出现了很多反对入盟的声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阿坦巴耶夫政权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选择并不是在充分征求民意基础上的结果，而且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能否促动吉经济发展尚有待观察。
在政治领域，制度不完善、政府腐败等使吉政局面临诸多挑战，2005年和2010年两次革命的发生与此不无相关。一项针对腐败的调查结果显示，警察、税务、法院、检察院等是吉最易腐败的部门。官员腐败、总统专权等是前两任政权被推翻的重要原因。然而，阿坦巴耶夫上台后并没有采取明确的反腐措施，尽管有很多官员因腐败被捕，但这些官员多是反对派成员。这不仅没能遏制腐败问题的进一步滋生，反而成为反对派攻击现政权的理由。2013年的一份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就腐败问题而言，民众并未感觉与之前有明显变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阿坦巴耶夫政权对腐败问题的解决不到位。除此之外，吉议会内部的政党斗争也日益激烈。2010年至今，吉执政联盟已经进行了多次重组。故乡党、共和国党、祖国党、尊严党（партия "Ар Намыс"）、社会民主党之间一次次的分化组合导致了议会制衡总统作用的削弱，客观上为总统权力的增加创造了空间。尽管2010宪法规定了吉为议会民主制国家，但从总统权力的角度看，吉更像是一个半议会制国家，这也是为何总是总统而非总理主导着政治、经济领域政策的原因。
此外，还需关注的是2016年12月吉尔吉斯斯坦的“修宪公投”，尽管最终宪法修正案得到通过，但吉政坛并未就修宪法案达成一致，从而直接导致了现有执政联盟的分裂。另有说法，阿坦巴耶夫修宪的目的是增加总理权力，意在2017年总统卸任后成为总理，继续执掌大权。尽管上任之初阿坦巴耶夫就表示，2017年将不再寻求担任政治职务，但在2017年总统大选前进行修宪，不免会引起多方关注，其目的与意图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反对派状况
吉独立后，政治进程中一直充满了混乱与变革，反对派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重要角色，也是吉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04年，吉9个政党组建了“人民力量”（Сила Народа）。2005年，在该联盟与故乡党的领导下，“郁金香革命”爆发，阿卡耶夫政权被推翻。2010年，在社会民主党、尊严党、祖国党等领导下，巴基耶夫政权被推翻。这不仅表明了反对派在吉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对派在推动政局变动中的领导作用。
首先，吉反对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而是各政党之间根据利益的需求而组成的“临时”或“短暂”的联盟。2014年是吉反对派分化、组合的一年，各政党在议会选举前形成了许多“奇怪的伙伴”。2014年2月，多个反对派政党组成了“联合反对运动”，并推选拉·然恩别科夫）为该联盟的领袖。从成员的构成看，该联盟有很多人都是曾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政客，他们通过联合来扩大影响，以图“东山再起”。在“联合反对运动”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该联盟本身倡导议会民主，但其成员中却包含了像塔希耶夫等前独裁政权的支持者。这从侧面表明了该联盟本质上缺乏合作的基础，而只是各政党基于议会选举的利益需求进行的暂时结合。
其次，部分反对派已开始对现政权进行发难，但目前力量仍然较为弱小、分散。“联合反对运动”成立之初，其领袖然恩别科夫就曾公开表示，现政府已经背离了宪法确定的议会民主原则，联盟的目标有三个：第一，恢复宪法；第二，建立更纯粹的议会制政府；第三，反对国家权力中的专制主义。它的目标与2005年、2010年革命前吉国内反对派提出的主张相似。（如2010年，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提出“制定新宪法、实行议会制”等主张，最终推翻了巴基耶夫政权。）情况表明，拿宪法做文章是反对派的共有特征，其他则是附加内容。联合反对运动把“恢复宪法”作为重要目标，继承了两次革命中反对派的做法。此外，该联盟成立之初就曾筹划了多次抗议、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恢复宪法”，但参与人数都未达到预期。2015年1月，以然恩别科夫为首的吉反对派代表团访问美国，与美国务院和国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会面，讨论了在吉推进民主等问题。访问回国后，该联盟明显活跃起来，开始更加严厉地批评阿坦巴耶夫政权。同年3月22日，然恩别科夫号召民众抵制当局，并公开表达了对总统政策的异议，称“当局的错误政策正在将国家引向绝路，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呼吁民众抵制当局的错误政策”，还暗示阿坦巴耶夫政权的失误可能导致与2005年、2010年两次“革命”相同的结果。然而，尽管该联盟有明显的亲美倾向，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它并未获得美国的实质性支持。
最后，在网络通讯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吉反对派越来越重视社交网络的作用。尽管吉经济状况没有明显改善，但由于近年来社交网络成本大大降低，吉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参与网络社交的人数迅速增长，已达到很高的比例。据研究，年轻人注册社交网络的比例高达96%。这种现象引起了反对派的重视。在他们看来，社交网络不仅是一种便捷而廉价的动员工具，而且还可以很容易地避开政府监督，加强自己在广大民众中的动员能力。
三、民生状况与大国因素
（一）民生状况
就吉尔吉斯斯坦而言，尽管2005年与2010年两次“革命”的爆发都源于政治上的纷争，但无疑长期糟糕的民生状况是其潜在的基础。吉获得独立后，西式民主的梦想并没有解决好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更没有较好地促进经济恢复，反而使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导致民众生活水平长期难有提升，加上各种反对力量的号召，广大民众易对现政权及其政策产生不满，进而加入到矛头指向现政权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中。因此，对民众愿望和民生状况的了解，是判断一国是否可能发生革命的重要基础。
2010年至今，吉民生状况总体上并无明显改善。首先，贫困率居高不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2015年吉贫困率分别为33.7%、36.8%、38%、37%、30.6%、32.1%。有观点认为，贫困线以下居民的比重超过10%就达到了警戒线。从这一点看，吉社会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其次，失业率较高。根据“国家展望”（Country Watch）的数据，2010-2014年吉失业率分别为8.6%、8.6%、8.4%、8.4%、8.29%。参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通用的划分标准，失业率3%以下为无警区，3-4%为三级预警区，5-8%为二级预警区，9%以上为一级预警区。从这一点来看，吉社会无疑处于令人担忧的状态。第三，通货膨胀率高。据统计，2010-2015年吉通货膨胀率（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笔者注）分别为7.97%、16.5%、2.69%、6.61%、7.53%、6.5%。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显然会给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同时，高通货膨胀率还可能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促发经济泡沫，乃至损害一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权基础。此外，一个特殊的因素值得关注：受经济状况影响，吉一些重要城市周边出现了一批移民村。例如，在比什凯克郊区就有多个移民村，生活着上十多万来自各地的移民（主要来自农村）。这里生活条件很差，实行管理的不是政府，而是村民自治组织，政府对这些村子承诺的建设项目大都落空。这里的男子是两次“革命”的重要参与者。有一篇长篇报道，篇名叫《吉尔吉斯革命在哪里过夜？》详细描述了这些居民的贫困和无望，担心他们的状况不改变，会引起下一次“革命”。
吉社会不稳定的现状不仅体现在高贫困率、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上，还体现在毒品贸易加剧、民族矛盾复杂化、极端组织渗透等方面。首先，毒品贸易加剧。吉是阿富汗毒品对外输出的重要通道之一。据报道，巴基耶夫时期，吉南部毒品贸易路线主要掌握在巴基耶夫及其家庭成员控制的国家安全力量手中。巴基耶夫被推翻后，毒品贸易路线的控制权转移到地方常规执法机者手中，如警察等，他们或直接参与毒品贸易或默许毒品交易以换取贿赂，在毒品贸易中充当卖方、买方、运输方之间的平衡力量。其次，民族矛盾复杂化。2010年6月冲突事件后，南部不少乌兹别克族青年加入到了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组织中，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政府是支持吉尔吉斯族的，甚至默许了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的对抗。很多乌兹别克族人认为，在极端组织者中成为一个指挥者（commander）的前景，比他们待在一个没有工作且不受欢迎的环境中更具有吸引力。第三，极端组织趁虚而入，加大了招募力度。目前，在吉活跃的极端组织主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 al-Islami）、迈赫迪军（Jaysh al-Mahdi）、安拉战士（Jamaat Ansarullah）、保卫吉尔吉斯斯坦（Sipohi Kyrgyzstan）等。此外，各种数据显示，“伊斯兰国”等恐怖和宗教极端组织都将吉视为进入中亚及招募成员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吉南部，因经济发展落后和较高的失业率，使这里成为这些组织发展的“沃土”。
（二）大国因素
大国因素并不是一国发生革命的必要条件。然而，吉独立后确立了外交多元化的政策，试图寻求在大国博弈中的利益最大化，这为大国施加影响提供了条件。2005年和2010年吉国政权的两次非正常更迭，与美俄两国的博弈有很大关系。阿卡耶夫与巴基耶夫政权都曾试图平衡在中亚一直进行转变的美俄关系，但最终导致吉外交陷入了困局，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基于历史、地缘、文化等因素，俄罗斯对吉的影响全面而深远。首先，俄罗斯是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在吉经济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阿坦巴耶夫上台后推行亲俄外交，使俄对吉影响继续扩大。此外，2015年5月，吉正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这也意味着吉在经济上将更加依赖俄罗斯，尤其是在油气领域。吉经济专家朱萨耶夫认为：欧亚经济联盟以俄罗斯为主导，欧亚经济一体化推进的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俄罗斯的发展状况决定。其次，俄对吉政治影响巨大。如吉退出“中吉乌铁路”项目的背后便有俄罗斯的身影。2012年8月俄罗斯新闻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想建设中国-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的文章，将中吉乌铁路看成是对俄地缘政治利益的威胁。2013年5月在集安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期间，俄、哈、吉、塔领导人研究了修建贯穿四国的南北铁路的可能性。2013年12月，吉宣布退出“中吉乌铁路”计划，同时阿坦巴耶夫指出，“中吉乌铁路”计划带来的经济机遇对吉并没有吸引力。吉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无疑受到了俄罗斯的影响。第三，移民因素。长期以来，因经济的不景气和就业困难等影响，吉大量的公民选择前往俄罗斯务工。据吉国家银行统计，2013年在俄务工移民寄回约22亿美元，相当于吉国内生产总值的30%。但随着俄卢布大幅贬值和实行更加严格的签证制度，2014年在俄务工人员大量回国，一些人是因收入减少等原因出于自愿，另一些则是被俄当局遣返。据吉官方数据，在1万名赴俄打工的吉贾拉拉巴德州巴扎库尔干区居民中，已有约4000人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大量回国人员的存在为反对派发起抗议活动提供了群众资源。而实际上，反对派想借此操纵反俄议题、指责政府举措导致经济恶化等，并不会得到大规模的支持，因为这些人员的前途大多与俄联系在一起。据俄罗斯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吉在俄务工的人数已经超过50万，而且正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吉到俄务工人员还将进一步增加。大量劳务移民的存在进一步加强了俄吉之间的联系。
美国对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制度、经济援助等方面。总体来看，地缘位置决定了美国在吉无实质性物质利益。阿富汗战争开始后，美国租借玛纳斯空军基地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补给。期间，美国在反恐、打击毒品贸易、维护边境安全、建立维和能力等方面为吉提供了较大的帮助，但2014年7月该基地的租期已满，这一影响也逐渐减弱。目前，美国对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制度的构建等方面。2012年7月，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表示，从吉“领导”该地区民主化开始，支持它的民主化就是美国中亚政策的“基石”；基于此，美国的援助包括对选举人员培训、支持民族和解、司法改革等多个方面。由此可见，美对吉影响主要是“软性”的，即将吉作为民主制度在中亚地区的突破点。当然，除了美国之外，以欧安组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吉也有重要影响。2010年6月吉南部发生民族冲突后，为帮助促进吉南部的稳定，7月欧安组织非正式外长会议上决定派出52名成员组成的警察顾问团（police advisory group），但因吉民众反对而未派出。之后欧安理事会批准了在吉的“社区安全倡议”（Community Security Initiative, CSI），为警方保护社区安全提供指导。
尽管大国对吉的影响方式不同，但往往在政局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015年初，美国任命已退休多年的78岁高龄的理查德·迈尔斯担任美驻吉使馆临时代办，这位“颜色革命”专家及赫赫有名的“民主布道者”将给吉带来什么值得深思。此外，2015年4月美国驻吉使馆以“外交邮袋”名义运入吉152吨“神秘物资”，这些物资被很多媒体猜测为“革命资金”，尽管美使馆澄清称：“该物资是建设新使馆所需的建筑材料，但多数媒体与专家对此说法仍持怀疑态度”。2017年是吉总统选举年，选举前美俄将会在吉国如何博弈，是判断其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重点关注与认真分析。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吉政局不稳定的基本条件仍然存在。具体来说：（1）阿坦巴耶夫执政以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原有的政治、经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2）基于利益的需要，反对派力量不断进行着分化、重组，尽管暂时力量弱小、分散，但未来的发展仍值得关注；（3）民众生活无显著改善，尽管在2015年9月的独立日庆典上，阿坦巴耶夫宣布吉尔吉斯斯坦脱离了贫困国家的行列，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并未使民众感到太多变化；（4）尽管大国对吉的影响方式各异，而且俄罗斯对吉影响增强，但大国在吉博弈的现状并未改变。
目前，与两次“革命”前的状况相比，尽管吉政局变动的基本条件并未改变，但程度上有明显差异：第一，国内反对派力量过于弱小、分散，且相互之间没有联合，难以对阿坦巴耶夫政权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但2016年12月修宪带来的后续影响尚未显现，一旦阿坦巴耶夫继续需求执掌权力，则不排除反对派力量之间走向联合的可能性。第二，俄罗斯对吉的影响显著增强，再次发生政局变动的外部阻力大。阿坦巴耶夫上台后，采取了向俄靠拢的外交政策，这增强了俄罗斯对吉的影响力，而且随着吉正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对俄的经济依赖也越来越强。第三，民众对“革命”的热情下降。尽管民众生活相较于之前并未明显改善，但经历了前两次“革命”的失望，吉民众对“革命”的美好憧憬一定程度上被击碎了，政局再次变动的民众基础很难在短时期内被构筑。第四，四个基本条件之间尚未形成有效互动。2010年至今，尽管吉反对派力量组织了几次抗议活动，但未得到广泛支持，而且反对派也尚未得到外部力量的明确支持。因此，从现实条件看，尽管吉政局变动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但再次发生暴力性政局更迭的可能性较低，除非阿坦巴耶夫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继续寻求执掌政权。（注释略）